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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伊朗北部发生大地震，曾经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哪里是我朋友的家》中扮演角色的两个孩子，就生活在地震受灾的地区，很有可能遇难了。据访谈讲，那次地震中有2万孩子丧生。地震过后，阿巴斯决定带寻找这两个孩子，并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这就是1992年在戛纳电影节上展映的《生命在继续》，一部半纪录片，结尾并没有展现两个孩子的生死，而是让人们领会超越死亡、生命继续的意义。这篇内容详尽的访谈由《电影手册》杂志采访于戛纳，阿巴斯详细讲述了这部影片的拍摄动机和过程。这篇译稿选自我负责翻译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在四川5.12地震过后，这部电影是我所想到的惟一与地震有关的电影。地震过后，身在四川的导演应亮经历了四川受灾的情况，并与彭姗第一时间作为志愿者到医院去参与救灾。他在云中的博客上说：“在现实面前，电影什么也不是。”在灾难面前，电影确实变得无奈。但阿巴斯的这个尝试，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电影抚慰生命的一种能力。把这篇访谈拿出来，希望大家能面对灾难，调整好自己的心理，尽快从压抑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当初翻译这篇文章时，还没有那么贴近的感触，现在重读则感受很深，阿巴斯确实做过一些让电影走的更远的不凡努力。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不需要介绍，为了叫起来顺口，文章采用了“阿巴斯”这个始终误传的称呼，这个称呼还是挺亲切的。除了关于影片《生命在继续》的问题之外，大家还可以读到一些西方人对伊朗的误读。译文翻译自法语，文章生涩之处，敬请指正和批评。

阿巴斯谈《生命在继续》

《电影手册》访谈，翻译：大旗虎皮

《手册》：您的电影在伊朗的欢迎度怎么样，比如说《哪里是我朋友的家》？

阿巴斯：实际上，这部电影的成绩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开始，没有一个发行商愿意承担风险发行这部电影。所有人都说：“这个孩子的手记值得多少人心甘情愿的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呢？”但是，电影上映以后，伊朗的许多媒体都说这对于伊朗电影史来说是一件“幸事”。

《手册》：在《生命在继续》里的导演，寻找两个在《哪里是我朋友的家》里的孩子？为了问路，手里拿着一张电影里的宣传照片，这是为了证实人们对这部电影非常熟悉吗？

阿巴斯：确实是这样的，你可能不能相信我，但是在1990年，伊朗的北部那时确实有地震，几乎所有人的脑袋里都有《哪里是我朋友的家》里那两个主要角色的面孔。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和平面媒体都在讨论这两个小孩子，大体上，我电影中的这两个人物成为伊朗这个地区的象征。

《手册》：《生命在继续》里的那场地震之后，是这个原因或者其他别的原因让你又回到了伊朗北部吗？

阿巴斯：不是这样。在地震的第二天，我就出发去找这两个孩子，这更多是因为情感上的因素。我没有找到这两个孩子，我很快地在慕尼黑做了一次短暂的旅行，当我回到德黑兰时，当公开谈论这两个孩子的时侯，我那时已经没有更多的感情空间，也就不再想去找他们了。从这点上看，如果我像所有人那样想，我将在电影的结尾处再次展现他们，你们也能够非常确定，那样我的电影在伊朗将会非常成功，因为很多人都非常想找到这两个孩子。但是，那样做就不再是我的电影了。对我来说，把他们展现在银幕上不是问题，找到他们的愿望也不仅纯粹的个人目标。但当涉及到电影的时侯，我就不这样想了，我会把所有感性的形式放在一边。不要忘记在这次地震中有2万的孩子死去。我的两个人物仅仅是这场死亡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换掉了《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电影中的两个角色。从这两个孩子，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在继续》的结局。我想在我的电影结尾处对那些在地震中幸免于难并且尝试迎难而上继续生活下去的人们展现出勇气和希望。电影像一首充满希望的抒情诗样结束，人们能够远远地看见那两个孩子。在《哪里是我朋友的家》里，那个寻找朋友的那个孩子没有找到他朋友的家，但是在那里他赢得了友谊。在这部电影里，两个主要人物在找两个孩子，但是没有找到他们，但他们发现了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勇敢的面对未来的生活！

《手册》：对于您来说，生活比电影更重要吗？

阿巴斯：毫无疑问。这部电影是我特殊经历的结果。当我第三次出发去寻找我电影中的两个人物时，我没有感到不幸，因为我看到人们在尝试着生存下去。开始，我只看到了灾难，并没有看到生活。但是有一次我到那些地方，看到那些山和树都还在他们原来的地方，而人们正试图从地震的停滞中摆脱出来。最后，这些不幸就很快埋葬了，死亡也仅仅是生活继续的一个符号。

《手册》：在《特写》中，您的电影里面纳入了一些电视的痕迹。您的电影致力于给人们带来情感感受，要比电视应该做但还没做到的更加丰富，与电视相比，您是怎么给自己定位的呢？

阿巴斯：以您的观点，什么是电视应该展现却没有展现的呢？

《手册》：比如说，它应该展现一种《家庭作业》那样的访谈，或者在地震后生活该怎样继续？

阿巴斯：这并不是我看待这些事情的方式。这是您早一些的看法。在我看来，我认为电影工作是没有限度的。

《手册》：非常同意，当您去那些地震后的地方拍摄时，很有可能您也会碰到一个电视剧组，与他们面对面……

阿巴斯：他们做他们的，我做我的。他们大多数人都责备我没有展现那些尸体，因为他们把我后来的电影和他们的电视报道加以比较。对我来说，那是电影以外的问题，而且我不是为电视台工作的。为了这部电影，地震后我等了有五个月，为了更加真实地在摄影机前展现我所想的。同样，我的目的绝对不是引起旁观者的强烈感受。

《手册》：您是在地震后五个月才拍的这部电影的吗？

阿巴斯：五个月以后我拍摄了一个部分，剩下的是十一个月以后拍的。

《手册》：《生命在继续》是一部纯虚构的电影吗？

阿巴斯：在伊朗影评人和我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误解。他们问我电影中哪些部分是记录性的。关于我的第一部电影，我可以保证不具有任何一部分记录性，因为第一次旅行时，我随身没有带一架摄影机。因此所有电影中的场景都是在尊重现实的状态下建立的，为了尽可能的消除这种误解，下一部电影，我打算让一位知名的伊朗演员来主演。

《手册》：在具体拍摄之前，您会在人物的对话方面下功夫吗？

阿巴斯：我重视每一部电影的对话，这是比较传统的拍摄。我按照每个人物的特色和性格特点来设计他们的对话。

《手册》：《生命在继续》里的两个主要角色，他们是专业演员吗？

阿巴斯：不，他们都不是。演父亲的那个演员是我的一个朋友，扮演他儿子的那个孩子是我的摄影师的儿子。

《手册》：你是否有考虑某一天自己也会扮演您电影中的一个角色？

阿巴斯：在《家庭作业》里我曾经扮演过一个角色，对我来说那已经足够了。因为我的墨镜会带来一些问题。大家都指责我，说我像一个意大利黑手党或者便衣警察在审问那些孩子。甚至指责说在电影结尾处还弄哭了一个孩子，实际上大家都明白，他并不是因为我才哭的。

《手册》：《生命在继续》里的角色是不是您的再现？

阿巴斯：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就看旁观者自己的选择了。另一方面，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个电影的指导下得到启发，因为，我们知道，当他在汽车里睡觉的时侯，他的手建立起了整个的框架。我想强调完全关注于这个孩子的感觉，当然，这也来自电影自身的需求。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一种客观面对真实的人的选择，这就是说一种“不在场的在场”。

《手册》：在伊朗，有类似于美国“公路电影”的电影吗？

阿巴斯：没有。我知道的唯一一部这类型电影就是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飞轮喋血》（Duel）。我不太熟悉这个类型的电影。在伊朗我是通过几篇文章才知道公路电影的存在的。有人指责我，给人一种驾驶员的疲惫感，没有给人喘息的空间。

《手册》：大家经常想到您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我总是想《过客》和《德意志零年》（Germania anno zero），或者罗西里尼的《游击队》（Paisa）之间自然存在的关系。您认为这些电影透露出这些信息了吗？

阿巴斯：我对这几部电影都没有什么印象。我需要时间慢慢回忆，但是在我的脑海里，是没有这几部电影的任何画面的。我相信不管怎样大家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如果它没给你留下什么印象，这种影响就不是原初的。我的电影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毫无疑问，伊朗现在的社会和政治形式与战后意大利各个方面很接近，但是不能把我的作品看作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绝对模仿。我对电影的模仿并不感兴趣，因为我想这将可能导致非常做作的结果。

《手册》：从哪里能看到您作品对于教育的意义呢？您可以给我们谈一下您前几部教育短片吗？

阿巴斯：我的第一部教育电影叫《一个问题的两个解决方法》。剧本来自一件关于我儿子的真实事情。讲述的是课间休息时，留在教室里的两个孩子的故事。一个孩子局促不安地还书给另外那个孩子，但是那本书看起来有些损坏。于是，就有两种结果，或者一个孩子因此要报复，损坏那个同学的东西；或者一个孩子修好那本书，两个人依然是好朋友。在拍这部电影时，我意识到这不仅仅要对我儿子的教育负责，对其他的孩子同样也要有教育意义。我认为电影，在伊朗一直具有新鲜和强烈的吸引力和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记得当我开始拍摄教育电影时，我们中心要了一个加拿大教育学电影的目录，那里收集了14000部电影的名字。终于，教育类电影在伊朗这样的国家里显示出存在的绝对必要性。

《手册》：您能给谈谈您在《过客》和《哪里是我朋友的家》之间拍摄的两部长片吗？我们能在法国看到这两部电影吗？

阿巴斯：这个问题要问欧洲的伊朗电影发行负责人。有另外两部电影我非常想向你们介绍，1973年的《经历》和1976年的《结婚礼服》。如果你喜欢《过客》的话，这两部电影你也会喜欢。

《手册》：我们再谈一下您最近的这部电影。您认为您这部电影的中心问题是不是伦理关系？因为在地震后五个月，只是重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您是怎么在伦理问题基础上，与真假问题相比较的呢？

阿巴斯：我尽量在电影里解释这种暧昧。当时，有那么一次，一位老人谈到他自己的家，我就大概以此为参照。当我拍摄这部电影时，我们剧组的成员审慎地对我说：我们越来越接近秋天，树叶在慢慢变黄，整个环境都和事实不再相符。但对于我来说，颜色的变化不重要，也不具有深远的意义。可对于观众来说，这标志着这部电影不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哪里是我朋友的家》里，我也决定加入老人登场的原因。如果你仔细回忆，在电影里真实的家和“电影里的家”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观众能够知道哪一个才是老人真正的家的原因。

实际上，他真正的家已经被地震摧毁了。这不是现实，这是真相。无论如何，我有了这个机会。《生命在继续》里，我从青年人的婚礼开始，发展成婚礼的题材……有四分钟时间，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部电影里奠定了我下一部电影的主题。实际上，摄影机前这段青年人的婚礼并不是完全的虚构。这不是谎言，这是一种幻想。我认为电影有这种创造幻想的权力。

《手册》：在您最后的那部电影中，为什么给人足球世界杯很重要的感觉？这种感觉比《过客》那里曾经涉及到的足球赛问题更加深刻。

阿巴斯：在伊朗，足球对于青年人来说是最省钱而且实用的运动。仅仅需要一个旧的塑胶球就可以了。可以说足球是全世界最民间的运动了。所以一个很大众化的东西，很容易传播到任何地方。伊朗地震的第三天，我亲眼见到一个胳膊受伤，没穿上衣的男人为了看足球赛，正在试着联接电视天线。

《手册》：比如足球，您认为这些让民众兴奋的事情是一些值得肯定的事情吗？

阿巴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肯定和否定。我认为我们不能去评论命运，因为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的。举一个伊朗电视的例子，这一年，人们可能通过卫星系统接收到许多国外的节目。在评论这些现象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能做的。我认为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评论，更主要的是提出问题。因为当一个问题被越多的人提出，也就越容易解析。

《手册》：电影里有这样一段，父亲也问儿子，是否好好看球赛了？

阿巴斯：这展现了小伙子花费了生命力与活力，为了幸存下来和超越死亡。我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说这是错误的，只有艺术家和政治家才能决定这个世界。我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在于能够提出些问题，而且每个人都有思考这些问题的责任。在一个像伊朗一样的国家里，不仅仅是艺术家，人们应该发现问题，同样也应该解析。给问题提供答案就不是艺术家的工作了。

《手册》：你们是怎么得到在学校和法院里的拍摄许可的？

阿巴斯：伊朗是个特别的国家，大家对这个国家都不是很了解。很多在其他地方允许的事情在伊朗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看似不可能的里面有时又有着一定的可能性。我想正是电影不可抗拒的魅力使这件事情变为可能。摄影机可以敲开一些大门。这些都鼓励你去完成一些事情。

《手册》：您怎么解释这种影像的魅力，在一个像伊朗这样的伊斯兰国家，更多的表现为被禁止？

阿巴斯：这种现象与宗教与信仰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吸引力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要忘了，电影在伊朗是一个相对比较新鲜的事物，这有点像战后的法国。

《手册》：在影像的层面上看，是否存在一种反对宗教的观点？

阿巴斯：我无法向你描绘在伊朗被影像吸引所产生的魅力的现象。这需要你自己用眼睛去看。有时，有人在凌晨3点时才离开电影院的大厅。有时，他们为了一张电影票会等上好几个小时。如果有一天，你去德黑兰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体会。

《手册》：这是伊朗电影还是其他国家的电影？

阿巴斯：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在伊朗的电影院，布莱松和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每年都会放映。在伊朗有很多电影爱好者都是喜欢世界电影，并且围绕这个主题写文章。他们看很多访谈和评论，并且看很多电影。你不能在这里一次性地一一细数这种吸引力。吉尔·雅各布（Gilles Jacob）对伊朗人了解布莱松的作品也感到非常惊讶。

《手册》：得到国际化的认可对您在伊朗制作电影有没有帮助？

阿巴斯：在伊朗，一些不喜欢我电影的人说我的电影是为西方拍摄的。比如说在电影里使用了雷诺汽车，就说汽车像桥梁一样，是为了引起欧洲人的重视。甚至，他们批评我，是因为电影中展现的“红十字”的汽车。所以，对于这类观众，国际化的认可不是最终的答案，那些画面也不能因此得到肯定。甚至，《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电影海报上的法语，都成了他们批评的借口。可是，我解释说我不想在电影里展现一个家庭照片，这是我拥有的唯一一张海报。

当然，所有做这些评论的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阴险或是有目的这么做的，但他们没有理解我的电影，因为他们还是习惯于那种传统的情节和剧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电影是为了让人哭或笑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绝对要在结尾看到孩子们是死还是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和约翰·福德（John Ford）的影响吧。

《手册》：悬念在您的电影中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因为在您所有的电影里都有悬念存在，尤其是《哪里是我朋友的家》？

阿巴斯：我忘记了那个悬念。当然，当我们在两个小时里看电影时，我们会分析这个悬念，但是当你用一年的时间来制作这部电影时，就容易忘记。而且，我提前就知道主题，所以我并不认为在电影里有什么悬念。

《手册》：虽然如此，您展现的电影对于观众来说却有着明显的意图。因此，或许有大部分悬念是为了引起注意或者游戏？

阿巴斯：我不能非常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

《手册》：为什么？因为您对这不感兴趣？

阿巴斯：是的。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主题，而不是悬念。我不能纠缠于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回应那些重视我电影的人。那些看过《哪里是我朋友的家》的电影剧本的人，都认为不存在什么悬念。我认为对于那些对这种类型电影比较了解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对于那些对孩子，对笔记都不感兴趣的观众来说，唯一吸引他们的就是电影中的性与暴力了吧。

《手册》：对于您来说，捏造是不是电影的第一号“敌人”？从这个层面来看，美国电影是不是一种反模式？

阿巴斯：我按照自己的风格创作。对于我来说，反对美国电影并不重要。我爱看一些美国电影，但我之前就知道，在情感上会受到欺骗。

《手册》：您有没有对某些美国电影或导演感兴趣？

阿巴斯：我看的这类电影不多。

《手册》：在现代电影史中，您有没有特别熟悉的电影人？

阿巴斯：在伊朗，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过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大路》（La Srada）。但那正好是我在睡前刷牙的时侯。我站着看完了整部电影，我儿子很惊讶看到我从头到尾看完了一部片子。

《手册》：您认为这部电影怎么样？

阿巴斯：我感觉我们很相像。这不是一部老片。

《手册》：您认为电影是一种大众艺术吗？

阿巴斯：我记得30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大力士与神》（Hercule et les Dieux）。这是一部暴力电影，当然和今天的暴力程度还差一些。在慕尼黑电影节（Munich Festival），我看了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电影《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那才是真正的暴力电影，足足有两天我都处于混乱状态。我认为电影达到这个暴力等级，有些走远了，当然还可以回归。就说我儿子吧：他在听过摇滚乐以后，现在他听一些古典音乐。如果形式变了，电影也可以有改变的能力。

《手册》：《生命在继续》在伊朗上映了吗？

阿巴斯：还没有。但是我对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的人的意见很感兴趣。他们是否喜欢这部电影？能不能看懂？讨厌或者态度恰恰相反？他们每个人的最根本的态度。

《手册》：电影教育方面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阿巴斯：在现在的伊朗，电影方面的教育是很受到关注的。我们有很多的电影学校和几所电影研究院。我相信此后十年，我们将会取得惊人的成果。（肖熹 译）

1992年5月9日由劳伦斯·基亚瓦里尼（Laurence Giavarini）和蒂埃里·儒斯（Thierry Jousse）采访于戛纳，法语翻译拉曼·亚罕伯格鲁（Ramin Jahanbegloo），感谢马麦德·哈格哈特（Mamad Haghaghat）提供帮助，该文曾收录在《电影手册》杂志第4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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