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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es Dassin去世了，但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是，很难在网上找到多少关于他的有用资料，包括他的生平，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讣告里重复着老生常谈：纽约左翼戏剧——好莱坞——被列入黑名单——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名媛结婚——定居希腊……

我查遍了手头各种版本的大部头电影史，包括详尽的美国电影国别史，每本书提到Dassin均不超过三到五次，而且多数情况是和Elia Kazan、Nicholas Ray等作为战后一代导演的代表并排列举一下，或被包括在省略号里了。就算谈到他，也不外乎讲讲他在The Naked City里尝试的半纪录化犯罪电影风格，也就这样了。他的欧洲生涯更是两头不靠，可见在正统电影史上，Dassin是个边缘化的人物。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甚至没有关于他的英文专著面世，关于他的法文书似乎有一两部，总之是少得可怜，这与他的作品在影迷中受欢迎的程度是绝不相配的。

Dassin也极少接受采访，他低调的个性，让他在公众面前保持多年神秘，有记录可查的较为重要的访谈，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1955年法国《电影手册》的影评人Truffaut和Chabrol访问过他，和他谈了谈早期的创作情况。两年后英国刊物Sight and Sound的Cynthia Grenier访问了他，同年还有美国的Film Culture。之后又他接受过两次英国刊物Films and Filming的访问，并在70年代接受了美国杂志Cinéaste的拜访，90年代末，他的作品在美国重映，于是Dassin出山接受了一些非常简短的访谈，如Salon.com。

除此之外，可能是Dassin生平接受过的一次最全面的访谈是由Patrick McGilligan进行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96年的Film Comment杂志上。

但就是这么少得可怜的信息，无论是用英文、中文、法文或是希腊文，都难以在网上找到，这无疑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对Dassin进行生平的梳理，也是一个当务之急。下面我以Cynthia Grenier和Patrick McGilligan的访谈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一点材料，翻译整理出这篇生平+访谈，可能是目前为止，网上最为全面的一点关于Dassin的生平资料了（本文只解决生平问题，关于作品的分析，是以后的任务）。McGilligan的访谈虽然十分冗长、详尽，但他带着过于殷切的愿望，想谈“黑名单”的问题，所以其他方面难免问得不周到，这也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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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述

Jules Dassin出生在康涅狄格州新英格兰大学城小镇上，很小时候就表现出对戏剧的浓烈兴趣，于是他高中毕业后跑到欧洲学戏去了。1936年，经过五年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英格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葡萄牙等国的游学，他回到了美国，他不仅学会了一点法语、意大利语，也对欧洲的历史文化有了一定了解，这应该有助于解释他50年代后移居欧洲后取得的成功。

Dassin开始在一些小剧团打零工，直到成为纽约一家电台的写手。一个改编自果戈里的《大衣》的剧本，吸引了百老汇制作人Martin Gobel的注意力，他请他到百老汇导了一部戏，虽然这部戏难说十分成功，但吸引了好莱坞的注意，雷电华公司签下他，要求他先学六个月的电影再说。

Dassin先是担任希区柯克Mr. and Mrs. Smith的第四助理，他很快发觉希区柯克真是个大师，大师对他不薄，每天午饭的时候手把手教他剪辑、摄影机角度和各种技术。六个月后，公司说够了，你不行，就要把他炒掉，希区柯克去和老板说这小伙子会有前途，就又多留了一个月，之后又是一个月，实在留不下来了。这时候米高梅公司的人找到他，说你拍个短片试试，要是还行，我们就要你了，于是Dassin就拍了爱伦坡的小说The Tell-Tale Heart，他们并不喜欢，因为太先锋了，拍得也不好。

之后Dassin就等了四个月，等老板有时间来瞧瞧这部短片是行还是不行，结果是显然不行，于是Dassin就出去找其他工作。但无巧不成书，有一天附近的一家小电影院要找一部短片来填补档期，就找米高梅去讨点无用的片子，不知怎的就拿走了Dassin的The Tell-Tale Heart，居然大获成功，实在是匪夷所思，这部片子不仅给Dassin带来一些小奖，也让他正式进了米高梅。

他第二部片子是Nazi Agent，德国明星Conrad Veidt主演，再之后是一部二十天内草率拍竣的喜剧The Affairs of Martha，这部片子是Dassin多年来的最爱之一，因为从这一部作品开始，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风格，也是第一次他参与剧本工作的。他的喜剧深受刘别谦的影响。

Dassin在米高梅陆续拍了一堆平庸之作，终于决定跳出合约，这时他遇到了Mark Hellinger，两人决定自己搞一个小公司吧，找Selznick做发行。但两人第一次合作的结果Brute Force给Dassin带来的却是不好的感受，因为审查剪掉了片子的四分之一。

当别人问道Dassin你是否醉心于暴力？Dassin的回答是：所有的艺术作品都需要冲突而最戏剧化的冲突就是暴力，暴力很吸引我。但是，野蛮的暴力（brutality）却令我恶心。

Brute Force之后是开创半纪录风格的The Naked City，Dassin很讨厌剧本，但还是决定拍它，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机会拍一部梦寐以求的作品。他跟制片人说，他可以拍，但一定要让他把摄影机搬到大街上去。他们同意了，但到了剪辑阶段，不少关键内容又被剪掉了，结果Dassin第一次看到影片时，都难过得落泪了。

Dassin认为好莱坞最糟糕的事情是导演没有剪辑权，这也是他喜欢欧洲的地方。在欧洲，电影归根结底也是商业，但人们认为导演是创意之源，Dassin说：“在好莱坞人们会先问，谁是明星？然后问什么故事？最后才问导演是谁。但在欧洲是反过来的。”但Dassin也并非认为好莱坞一无是处，他也想念好莱坞的专业和高效。

The Naked City被剪的遭遇让Dassin很失望，他本来认为和好莱坞的交道结束了，但一年后，他接下了Thieves’ Highway。但这部作品也让他失望，他本意是把加州卡车司机的生活拍得更加纪实化一些。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美国国会的反共调查开始了。他手头有一个项目是和“好莱坞十君子”有牵连的，要拍它就很困难，在经过反复争取后，老板说，去伦敦拍吧。所以Night and the City是在伦敦拍的。Dassin认为Richard Widmark的表演十分精彩，但却没有得到公正的认可。Truffaut和Chabrol在采访时请教他Harry Fabian之死怎么拍得那么棒？Dassin解释道：“那场戏是在凌晨拍的，合适的光每天只有半小时，我用六台摄影机拍这18分钟的22个镜头，Widmark刚离开一台摄影机的视野，马上进入下一台摄影机的范围接着拍，如是反复拍了好几个早晨。”但英国人不喜欢这部电影，这让Dassin很懊恼。

最棒的是老演员Zbysko，他是一个真正的摔跤冠军，Dassin五岁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一直牢记在心。本来大家都以为他已经过世了，但居然找到了他。他之前从未见过摄影机是什么样子，可说经验为零，但却表现得十分完美。当时这位老人已经破产，他用片酬回老家买了个养鸡场安度余年去了。

因为30年代加入共产党，虽然在1939年因为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协议而对共产主义失望而退党，Dassin仍然被列入了黑名单，Night and the City后Dassin五年没有拍片。1953年他去了法国，一年后的Rififi堪称他生涯的最大成功，影片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有好莱坞大制片厂找他，愿意在美国发行影片，但要求他发表一个合适的声明，他拒绝了，最后找了小发行公司，结果没能取得本应取得的票房成功。

Rififi的诞生完全是因为Dassin当时经济极度拮据，长久没有工作，不得已的结果。但他认为，这部影片只有末尾的三分钟是真正棒的。关于那个经典的盗宝段落，想来Dassin一定牢记了希区柯克对他的亲身教诲：让观众知道接下来你想做什么，但让他们担忧你要怎么才能办到。

1955年在戛纳，Dassin正在写作Never on Sunday的剧本，同时他认识了希腊名媛Melina Mercouri，她出演了Never on Sunday，两人坠入情网，1966年结婚。之前Dassin拍了又一部珠宝盗窃的影片Topkapi。

60年代末，Dassin夫妇因为政治原因被逐出希腊，直到旧政府下台，方才回国。Mercouri后来成为国会议员和文化部长，两人住在雅典，生活幸福，虽然一直没有生育。

Dassin的前妻为他生了个儿子Joseph，是法国70年代红得发紫的歌手，唱片销量动辄几千万张，1980年因心脏病去世。

晚年的Dassin以妻子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搜罗了一帮名人做委员，包括Julie Christie、Sean Connery、Costa-Gavras、Ian McKellen、Paul Newman和Joanne Woodward，主要目标是要求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归还200年前掠夺的帕台农神庙雕塑。

息影后的Dassin生活极为低调，Patrick McGilligan到希腊找到他，说想以HUAC五十周年的名义，写一部反映该事件的书，Dassin问：“人们对那件事还感兴趣吗？”Patrick McGilligan说是的。终于同意了进行这个采访。

Dassin一直没有取得希腊国籍，他说他晚年想去还没能去的地方是乌克兰的敖德萨，他父母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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